嘴，结果被金俊文夫妻硬把这个烈子拦挡住了。

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

于是，住了一夜的金富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咯吧”一声就重新锁住了。

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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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一九八○年。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

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

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估价。

富有戏剧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势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能顶祝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交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怎干就怎干！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

“去他妈的，乱吧！”田福堂在心里说。他甚至有一种快感。

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里开始了。

二队的人成份复杂，加之去年夏收后没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了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象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

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纸蛋，但由于等次分得不细，纸蛋抓完后还没到地里丈量，许多人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蛋的结果纷纷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大块，象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钢好，罢了拿到石圪节或米家镇打造成镢头……二队东西分眼红的人，眼看没个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边他们队地段上的树木。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看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那是国家的财产！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不信你看吧，树一旦分开，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

金俊武眼角里糊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再把我放在眼里呢？社员一哇声要做的事，一个人怎能挡住？再说，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大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几？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爬远吧！”

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没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成，让他骑自行车去石圪节公社找个领导来——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