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二千——一万二千镑，这笔数目比他原来的预计要超出许多，因此，为了正义起见——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了正义，并且为了维护其他人的利益起见，他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次控诉。被告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丝毫不值得考虑的，这一点要请庭上注意。”接着他把那封信读了一遍。

他的当事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现在准备出庭作证，宣誓表示他从来没有给予被告，也从来没有想到给予被告以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镑一笔最大款项的权限，这是他明白规定了的；为了不再浪费庭上时间起见，他现在就请福尔赛先生出庭作证。

索米斯接着走上审讯厢。他的整个外表都非常之镇定。苍白的脸上，胡子剃得精光，眉心一条缝，嘴唇闭拢，神情傲慢得恰如其分；衣服整洁，可是并不显眼，一只手戴了手套，看上去很整齐，另一只手没有戴。回答陪审官发问时的声音稍微低一点，可是十分清晰。在审讯之下，他提出的作证听上去就象不想多说的派头。

1绸袍是皇家法律顾问的服装。

“他不是提到‘全权作主’这个字眼吗？”

“没有。”

“这是什么说法！”

他用的字眼是“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

“他认为这是英国话吗？”

“是英国话！”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他难道不认为这句话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吧？”1

“不是。”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吗？”

“是的！”

“然而他坚决认为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在这一串以及其他许多的讯问当中——问来问去总是回到那个“很微妙”的一点上来——詹姆士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手放在耳朵边用心听着，眼睛紧盯着自己儿子。

他为他感到骄傲！他不由而然感觉到，在同样的处境，他自己就忍不住要多回答几句，可是他从心里告诉自己这种不想多说的派头正是最恰当没有了。可是，当索米斯缓缓转过身，神色不改地走下审讯厢时，他却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现在轮到波辛尼的辩护士向法官申辩了；詹姆士加倍凝神起来；他在法庭里再三搜寻，看看波辛尼是不是在哪儿躲着。小姜克利开始时相当慌张；波辛尼没有到庭使他的处境很是尴尬。因此他竭力把波辛尼不出庭这件事说得对于自己有利。

他非常之担心——他说——他的当事人已经出了事情。他满指望波辛尼先生出庭对质的；今天早上派人到他的事务所和他的家里找他（他明知道事务所就是家，但是觉得还是不说为妙），可是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征兆他认为非常不妙，因为他知道波辛尼先生急于要出庭对质的。不过，他的当事人并没有委托他申请延期，既然没有这种委托，他的职责就只有前来出庭。他有把握说，而且他的当事人，如果不是为了某些不幸的原因不能出庭，也会支持他的看法，就是象“全权作主”这种名词是不能用什么附加语加以限制、拘束或者取消的。不但如此，他还要进一步指出，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不管福尔赛先生在供词中怎样说法，他对自己建筑师指定的或者执行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没有想到加以否认。肯定说，被告就没有料到福尔赛先生会加以否认，如果料到的话，他就决计不会，如他在信上表示的，从事于这项工程。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程，真是小心翼翼，惨淡经营，所以如此，全为了迎合和满足福尔赛先生的苛求，因为他是个赏鉴家，同时又富有——一个有产业的人。他，姜克利自己，对这一点非常愤激，而且由于愤激，他的言词可能过于偏激，就是这件控诉案是最最不合情理，最叫人意想不到，简直是史1谓专讲自相抵触的话。

无前例的。他为了职务关系，曾经亲自去看过那所漂亮房子，如果庭上也有机会去亲自勘察一下，看看他的当事人设计的那些精致的美丽的屋内装修，敢说庭上决不会容忍这种逃避法律责任的大胆企图，这样说一点不过火。

他拿起索米斯通信的抄件，轻描淡写地提到“波瓦卢控诉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的案子。“很难说，”他说“这件案子的判决是根据什么；总之，我认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对方都同样可以援引得上。”他接着就那个“很微妙”的论点详详细细驳了一通。尽管态度极端恭谨，他认为福尔赛先生这句话本身就不生效力。他的当事人并非富有，这件事情对他的关系非常之大；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建筑师，他在建筑界的声名，这一来，显然要受到影响。他在结束时并且向法官呼吁——有点近于说情——要他做一个艺术爱好者，保护艺术家们，不让他们受到资本家有时候的——他说有时候——残酷的剥削。“如果有产业的人全象这位福尔赛先生，”他说“可以随便拒绝负担，并且听其拒绝负担他们在契约上应履行的责任，艺术家还有什么保障吗？”现在如果他的当事人最后能赶来出庭的话，就请他出来